江时学：从南北关系的新变化看欧盟与拉美关系的特点(上)
摘 要：自邓小平提出著名的“东西南北”命题以来，国际关系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苏联解体导致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显著上升，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发展问题，全球性问题越来越严重。上述变化对南北关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终于能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强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国际社会对发展问题的重视为改善南北关系提供了动力。作为南北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与拉美的关系也受到上述变化的影响，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关键词：南北关系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欧盟与拉美关系
自邓小平提出著名的“东西南北”命题以来，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在此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南北关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甚至还对作为南北关系组成部分的欧盟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关系（以下简称欧拉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与欧盟和拉美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与欧盟在2003年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拉美在2014年建立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总结欧盟与拉美关系的特点，对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和中拉关系是大有裨益的，对我们深刻理解变化中的南北关系也有积极意义。
一、国际关系领域及南北关系的重大变化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同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再次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又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约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邓小平所说的南北问题，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自邓小平提出这一著名的“东西南北”命题以来，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在此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主要包括：
一是苏联解体导致冷战结束。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签署《阿拉木图宣言》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并成为苏联的唯一继承国。时隔多年后，被许多俄罗斯人视为导致苏联解体“罪魁祸首”的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在任时推行的改革政策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与苏联开展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西方却怀着胜利者的心态，未能向苏联提供援助，而是幸灾乐祸地坐视苏联土崩瓦解。他说：“他们（西方）兴奋地摩拳擦掌，说‘太好了，我们几十年来都想着怎么对付苏联，现在它自己吃掉了自己’。”
二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说过，“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为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为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那种“世界性”，在某种程度上亦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
诚然，反全球化活动从未绝迹，近几年甚至更为强劲。但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
三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显著上升。2017年2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了题为《2050 年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报告。该报告预测，至2050 年，世界经济的重心将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届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将跻身于全球十大经济体的排行榜。且不论这一预测能否成为现实，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七国的经济产值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90 年代的14%提高到2010-2016年的24%。在2000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 4.4%，7个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的贡献率为2.2个百分点，上述7个新兴经济体的贡献率仅为1个百分点。到了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4%，上述新兴经济体的贡献率为1个百分点，而 G7仅为 0.7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认为，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人口的 85%，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从十年前的不足50%扩大到目前的 60%。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复苏中，新兴经济体的贡献率高达 80%。所有这一切数据都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在上升。此外，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也有所提高。国际上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1990 年，当世界经济感冒时，新兴经济体就会罹患肺炎；而在2008年，当七国集团罹患肺炎时，新兴经济体仅仅得了感冒。”
四是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来势凶猛，为产业革命、人工智能、数字化、自动化和网络化的应运而生创造了条件。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发展和升华的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进步。这一革命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已经并将更加有力地对人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这一影响既会引发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深刻的调整，也会改变国家在全球国家竞争力排名中的位置；既会颠覆现有很多产业的形态、分工和组织方式，也会改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五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发展问题。如何加快发展和消灭贫困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难题。令人欣慰的是，国际社会对这一难题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2000 年9月6日至8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根据这一宏伟的发展规划，2015年以前要实现八大目标：在1990 年基础上将全球贫困人口减半、普及小学教育、促进男女平等、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妇健康、抗击艾滋病和疟疾等疾病、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发达国家支持和参与了这一议程。又如，2015年9月25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这一议程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继承和升级，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及169个具体目标，其重点依然是消除贫困和饥饿、促进经济增长、全面推进社会进步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表示要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六是全球问题越来越来越严重。全球问题层出不穷，名目繁多，数不胜数。较为突出的主要是恐怖主义、气候变暖、网络犯罪、难民、传染病以及局部战争。这些问题的危害性超出一国范围，对各国的非传统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而且难以在短期内根治。
过去三十多年国际关系领域发生的上述变化，对南北关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第一，发展中国家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冷战结束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局面不复存在。诚然，苏联解体后，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多极化趋势势不可挡，不断发展，形成所谓一超多强的格局。在这一多极化格局中，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断上升，从而为推动南北关系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终于摆脱了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的被动局面，从而能灵活地实施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
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强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性。经济全球化包括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等领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发达国家从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发展中国家，但双方的相互依存性则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理查德·库珀将这一相互依存性称作“双向敏感性”（two-way sensitivity），亦即双方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换言之，虽然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尚未彻底消失，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难以消失，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则因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而变得更为密切，在全球价值链中各得其所。
第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其与发达国家在南北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讨价还价能力显著上升，发达国家在一些问题上不得不做出让步和妥协。例如，在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强烈要求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 年11月通过的份额改革方案已落实。这一改革使中国的份额从 3.72%升至 6.39%，投票权从 3.65%扩大到 6.07%，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第四，科技革命的加速发展并未缩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差距。科技创新需要巨额资金和大量优秀的人才，但在财力和人力两个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优势。因此，虽然中国和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信息化领域的巨大进步早已使网络化和信息化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能够获取互联网服务的人口和中小企业为数不多，因此网络化和信息化无法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受益。国际上的许多学者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南北关系中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不会缩小，而是将继续扩大。
第五，国际社会对发展问题的重视为改善南北关系提供了动力。欧盟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发展援助中，超过 50%的资金来自欧盟及其成员国。欧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宗旨是：减少贫困、维护民主价值观和帮助其实施发展战略。美国认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促进了美国自身的安全和经济繁荣，体现了美国的慷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自力更生和强化经济活力。日本认为，作为亚洲的第一个发达国家，日本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开发人力资源和推动制度建设而提供了大量发展援助，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且不论美、欧、日的上述表态是否言过其实，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多种形式的援助，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当然，应该注意到，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迄今为止，只有6个发达国家实现了联合国在1970 年确定的对外援助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0.7%的指标。
图片来源网易新闻
第六，全球治理的紧迫性为南北关系开辟了新的合作领域。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从而凸显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发展中国家既是全球性问题的受害者，也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毫无疑问，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它们既是重要的参与者，也是发达国家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而且，发展中国家既要与发达国家合作，也要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与之斗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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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郎亚娇 顾心阳
图文编辑/冯文源
作者：江时学，察哈尔学会拉丁美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学会顾问，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国际观察》，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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